苏轼一生，历经北宋仁、神、英、哲、徽五朝。期间，党争政争不断，朝中人事频繁变动。苏轼做为被牵连者和受害者，一生仕途坎坷，九次被贬谪流放。他多半生在颠沛流离、疲于奔命中度过。正向他自己自嘲所说: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。
然而，就是这样一个命运多舛，长期在贫病交加中挣扎的人。却在文学、书法、绘画等多方面，取得了令后人难以企及的巨大成就，走向了人生的辉煌。从而，成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巨人，中华民族永远的骄傲和光荣。
苏东坡之所以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就，恐怕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因素:
一是，天分。不可否认，苏东坡在文学艺术方面，有着极高的天分。这是一种与生俱来的东西。没有这样的天分，你即使再努力，再刻苦，也不一定能取得如此高的巨大的成就。
二是，他罕见的豁达、洒脱和浩然正气。正是这一精神，才使他在艰苦的困境中，不仅顽强的活了下来。而且，还把这种旷达豪放之情，化入在自己的文学创作之中。进而，形成了他旷达、豪放的词风，在词坛开宗立派，成一代领袖。王国维在《人间词话》中评说:“东坡之词旷，稼轩之词豪。无二人之胸襟而学其词，如东施之效捧心也。”
三是，他一生的坎坷遭遇。“国家不幸诗家幸”。苏东坡一生不幸，其根源就是北宋的党争。党争，使他从35岁开始，一次又一次的被贬谪流放，一直到他死。从这个层面讲，正是党争造成的他的人生不幸， 才玉成成了他诗家的大幸。你看，他的那些千古名篇，都是在贬谪流放之地写成的:
在青州，他写了《江城子》◎十年生死两茫茫。
在密州，他写了《江城子》◎密州出猎。“老夫聊发少年狂，……”
在徐州，他写了《水调歌头》◎明月几时有。
在黄州，他写了《前赤壁赋》、《后赤壁赋》、《念奴娇》◎赤壁怀古。
北宋党的发生的背景是宋神宗时国家积弱，国库空虚，宋神宗用王安石为相，实行改革，但是王安石的青苗法、保甲法等，立意虽好，执行不当，人民生活更加困苦，因此欧阳修、司马光等人反对，要废新法，两派相争。很多人说苏轼是旧党一派的，其实这是不准确的。苏轼并不反对王安石变法，他反对的是王安石变法变得太急，太快，急功近利，他既不支持新党也不支持旧党，所以他的位置就很尴尬。后来也成了党争的牺牲品，被贬流放。
任何事情都要一分为二地看，苏轼的一生遭贬谪是他的大不幸，却是文化人的大幸。试想如果他只是在朝做一个庸俗的官吏，没有了那样的贬谪经历，如何会写出传颂千古的“山高月小、水落石出”、“清风徐来、水波不兴”等名句。苏轼自己也说，“问汝平生功业，黄州惠州儋州”，所以说北宋党争从侧面上成就了苏轼文学上的巅峰。
北宋新旧党争直接引发了乌台诗案，导致苏轼入狱被贬黜，犹如江北之雁，迫而南飞。
官场失意，加上心中不平，屡遭变故，又加深人生体会。视野遂开，心胸遂大。
受了打击而不颓废，相反，还找到人生乐趣，这无疑是深厚的文化底蕴起了作用。坐禅论道，苏轼乐哉悠哉。这才有了多少好诗好词。
书本上，历史上，苏轼流传千古，脍炙人口的诗词歌赋几乎大部分都在“乌台诗案”发生后创作的。
首先，我们可以肯定的是苏轼不是一个优秀的政治家。他对王安石变法其实还是反对远大于支持的，这个在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及《宋史·苏轼传》中都可以找到证据的，因为一方面怕损害了自己的利益，另一方面也是由于王安石变法操之过急、用人不当、后期在执行中就慢慢变了样。
但是，苏轼确实是一个好的公务员，关于百姓，他一刻也不曾忘过，不管是在京城，在杭州，在黄州，仍是最终被贬海南，不管他有权力仍是没权力，他都极力为百姓干事，造福一方。他自称是“站立望田野，悲歌为黎民”。 关于世上的人，他信任他们都是好人，他以一颗好心看待国际，哪怕是政治上与他不好的人，私下里仍可成为朋友。
北宋党争和他的“真”性情导致了他屡遭贬低斥责的悲剧。但正是这份遭遇，使他心中无所挂念，胸怀坦荡，虽累遭冲击而达观情怀不变，故在诗词造诣上奔放畅达。借王水照先生一句话来说说“保持一己真率的特性，寻求无饰的天然品格，是苏轼人生观、文学观构成的中心。”
可以说，北宋党争“乌台诗案”是苏轼生命中的一个茧，在经历过以后，苏轼才真正成为我们眼中的苏轼，在文学史上大放异彩。
